其中顶级富豪的表现更为出色。

增值税转型改革，其最重要的变化，就是企业当期购入固定资产所付出的款项，可以不计入增值税的征税基数，从而免征增值税了。所得税60：40分成，60%归中央，40%归地方。

这项改革的动议虽早已有之，但其之所以在今天被提上议事日程进而放入十二五规划，同中国于2009年1月1日启动的增值税转型改革直接相关。只要基础不再，分成比例自然要重新谈判，随之调整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一种颇具戏剧性的情形随之呈现且逐渐演化为税收领域的焦点话题：发生在增值税身上的改革，并不止于增值税自身，而同时牵动了它的近邻——营业税。故而，当增值税通过转型改革实现了税负水平的削减之后，仅仅是因为参照系发生变化，原本同其保持大致均衡状态的营业税的税负水平，便一下子陷入了偏重境地。因此，实施增值税的扩围，必须辅之与其他方面的配套动作——如相应调减增值税税率、调增其他税种税负以及开征新的税种等等

如果没有现存的国际货币与贸易体系，确保主要国家的市场开放和资本比较自由的跨境流动，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就没有一个开放有利的国际环境，就缺失了一个确保成功的关键外部条件。进入 胡祖六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美元 。混乱的程度可以通过这个事情看出来。

在引发广泛质疑之时，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其合法合理与否，不妨看一看其真实逻辑，探究其混乱根源。那么，后者的下半句表述就有越出宪法的范围之嫌了。法律上也有规定，我们国家的征税权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但是，在执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并没有落实，并没有成为社会现实。时代周报：现代国家的税收讲究的是税收法定，中国的税收学教科书中也一再这么讲。

其实，一些福利费，尤其是在收月饼税这个问题上，可以稍微放松一点。第二个就是，当公民的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国民都会起来反对，民间的立场还是比较一致，齐心协力，态度并没有很大的区别。

既然有这样的规定，我们希望人大或者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做一点实际的工作，特别是当税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公民的实际生活当中，公民已经有了明确的反对意识的时候。但是，当前社会对税收的容忍度已经非常低了，月饼税就给人一种无孔不入的感觉。比如说这个加名税，我们国家的征税权实际上非常集中，全国在这个问题上究竟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政策，在国家税务总局层面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政策精神，地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己把握，这些都没有相应的规范。时代周报：征税权的行政化，公民失去了参与和影响涉及自身基本权利的决策的渠道，其后果不难设想。

可是，中国的宪法对征税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。实际上这个国家征税大部分都不是依据严格意义上的法律，为了弥补这个漏洞，所以在《税收征管法》里作出那样的规定。但是立法的时候没有弄清楚能不能做到。征税的权力正在扩张时代周报：最近，南京市政府部门推出的加名税与月饼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。

那么，改革开放的目标可能就会越来越远了。这实际上造成了某种推动国家进步的契机，如果把这当成一种混乱、一种很不稳定的因素去对待的话，就大错特错了。

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，虽然这些年来国民创造了可观的社会财富，每年GDP的增长都很快，但是在国民的生活福利上是不尽如人意的。李炜光：对，税收正义，公平正义。

新婚姻法解释出台后随即出现、被民众视为趁机捞钱的加名税，以及媒体爆出的单位中秋给员工发月饼要缴纳月饼税。不能够由权力来独断专行地支配税收，一定要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和呼声。李炜光：对，这说明它也没有谱。可是，我们现在有些税的立法条件应该是比较成熟了，早就应该立法了，为什么不立法呢？还继续维持这种行政法规的形式来征税。在征税的时候，实际上大部分税种还是由政府单方面决策，想怎么征收就怎么征收，这完全不合乎法治社会的最基本常识。而且，这两个税种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税种，也就是说在整个税收结构当中占比很小。

都让这个字成为民众关注焦点。这就说明，表面上看，中央实际上是非常集权的体制，但在实际运作过程当中，这个权力的运用是非常随意的。

这可能会成为若干年中国民伸张自己作为纳税人的权利，然后质疑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张、泛滥的唯一的一个办法。中国现在的进步，更多地体现在民间。

也就是说，民间走在了政府的前面，走在了人大的前面了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们一些国内的经济学家还有财政学家在一起讨论。

你看看，某一个税种要出台，地方就放出风来要征这个税，可以不走任何程序就这样讲。税收你必须要用在社会的公共服务上，不能用于培植权力自身。但是我们国家的立法法有相应的规定。原来是规定福利费应该算在工资总额里来处理，要征税的。

也就是说，税收的再分配没有起到调节的作用。税收行政化违背法治时代周报：征税的随意性反映出征税主体的模糊。

如果说，在建国之后短时间内我们国家法制还不健全，需要逐步完善，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是这种状况的话，这就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地在建设法治的社会，这些方面是严重欠缺的。最主要的增值税、消费税这一类都没有正式立法，只能算是某种法规或者是政府机关的文件，不是真正的法律。

时代周报：如你所说，征税权应该属于全国人大，可是在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有两次授权，征税权就划归了国务院和相关部委。比如说在加名税、月饼税的问题上，国民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，还是不含糊的。

因为它涉及传统的节日，传统的民俗文化，而且普通人在生活福利方面的享受本身就不高，在这个时候就不一定要采取征税的办法。当这种模式复活，重新变成一个我们社会的主导力量时，我没有看到再提出什么政策建议有什么用处。时下的光景是，CPI狂涨，民众的生活负担越来越沉重。时代周报：这就又涉及一个税收的正义性的问题。

公民要捍卫自己的财产权时代周报：那么，征税权的滥用就不难理解了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，已经成为决策者无法完全忽视的一种力量。

我更希望我们社会能够有更多的人更快地清醒，更多的国民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，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发出抗议的声音。不但一点也不像公共财政，反而回到原来传统的行政命令，权力主导一切的模式上去了，这是中国最大的危险。

公权力的持有者们总会有所顾忌的。特别是中国又形成了一个贫富分化特别严重的状况。